“拿地換錢，那是吃子孫飯，得改改了。”陳永田說。

56歲的陳永田是杭州市郊仁和街道的農民，幾年前，城市的疾速拓展讓他所在村莊多半耕地被征用。老陳家一畝多地恰好在征收范圍之外，看著鄰居因為征地而拿到一大筆錢，當時老陳找村里希望將自己的地也征掉。

如今，老陳的思想轉了個大彎：“錢用完就沒了，耕地是子子孫孫要仰仗的，能少占一分就少占一分。”和老陳一樣，許多當年要求征地的農民不再想著靠征地“發(fā)財”了。

盡管耕地是農民的“命根”，但樸素的“利益邏輯”卻讓不少農民有“被征地”的沖動。正是在這樣的悖論下，國家要求耕地占補平衡———占一分耕地就要補充一分進來，以便耕地總量動態(tài)平衡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。

在農民眼中，這個看似嚴苛的耕地保護政策早已“跑偏”。“誰能找出一塊墾造補充的耕地，和占掉的良田一樣好？”一位農民的簡單問題讓很多人難以回答。

記者走訪過多個“占補平衡”的墾造地塊，不少都是在小山坡或者偏遠村莊里，墾造已兩三年的地塊依舊荒蕪或者僅種植一些草或谷類。“這樣的地怎么種得出東西？你看這滿地的石頭比種的莊稼還多？”麗水一處墾造地塊周邊的農民說。

相反，幾乎所有的工業(yè)園區(qū)都建在平坦的耕地上。“平坦的土地都拿來建廠建房了，所以只能在山上、坡上造新地了。”寧波市鄞州區(qū)鄞江鎮(zhèn)宣裴村呂承勇說。

更為嚴峻的是，像陳永田所在的郊區(qū)農村，耕地后備資源嚴重不足，政府為了完成“占補平衡”任務，“只能這里開發(fā)一點，那里開發(fā)一點，只求湊夠數(shù)量，結果沒幾年，這些小塊的劣質農田又成了荒地。”

而在這一過程中，不少山區(qū)村、土地富余村覓得了“賺錢”機會。要完成占補平衡這個“死任務”，自己沒地方造地，怎么辦？出錢向能找到地方造地的村莊購買指標，這樣，需方實現(xiàn)了“占補平衡”項目順利落地，供方獲得了一筆不菲的資金，唯一無人過問的便是造的地能不能耕種。

呂承勇等不少農民表示，補充耕地條件差有客觀環(huán)境限制，“那些地方本來就是荒地，村里、農民都不愿開發(fā)，現(xiàn)在為了完成指標而開發(fā)出來，質量怎么能好？”但“辦法也有”，就是舍不舍得花錢、花工夫？

記者注意到，由于缺乏利益補償機制，部分農民對耕地保護冷漠。在嘉興、麗水等地，部分國土部門確定的基本農田無人耕作，處于撂荒狀態(tài)，土地質量逐年下降。“劃入基本農田也沒什么補貼，在家種地還不如出去打工。”麗水市七百秧村黨支部書記吳軍松說。

而在進行耕地保護補償試點的臺州臨海市，情況則大不相同。記者在臨海市上盤鎮(zhèn)的標準農田示范區(qū)看到，這個區(qū)域的3萬多畝農田連成一片，田成方、路成網(wǎng)，田里種植的西蘭花長勢很好。

上盤鎮(zhèn)上盤閘村黨支部書記王茂興說，村里有600多畝土地被建設成為高標準農田，土地質量大大提升，農民紛紛種植西蘭花，每年收成都很好，一畝地能收入7000多元。“而且種好、保護好耕地每年還有200元的補償，農民的積極性更高了。”王茂興說。

作為耕地保護的一項基本政策，“占補平衡”為守住18億畝耕地“紅線”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，但不可否認，一些新增耕地“看起來很美”，“占優(yōu)補劣”、“硬占柔補”等問題突出。在“占補”數(shù)量平衡的同時提升耕地質量，是不少農民對耕地保護工作的期盼。